教育場域中的權利與權力：中學生的奇幻世界

　　國高中的中等學校校園，一些令人注意到的「權力」現象：校方規定，同學一早到校即應交上手機，保管至放學時發還；同學間不能談戀愛，「通常」指涉男女同學間，不知是否意下認為「同性間不加禁止」？不太清楚；不能穿帽T，理由是「帽T很容易戴上頭去」（顧名思義），會讓同學趴在桌上睡覺，這當然是不能允許的；如果當天有體育課，不能直接穿體育服到校，而是必須另外帶來學校換，體育課結束，必須立刻換回原來的制服，「因為紀律」；天氣再冷，制服都必須穿在「最外頭」，不管同學當天穿多厚的毛衣或內裡，如果穿厚外套，要不想辦法穿在裡面︱而這幾近毫無可能，要不就拿在手上，至少通過校門口時不准穿上，「也是考量紀律」；只能穿皮鞋，不能穿運動鞋上學，允許穿運動鞋的時候，必須「純白色」，校規甚至定有鉅細靡遺的「裙子應至少至膝蓋什麼位置」、「襪子必須高到腳踝以上什麼地方」等條文規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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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些繁瑣無比的規定，直接挑戰校園中的權力－權利的關係：學校當然是教育場域，既稱教育，就應該符合教育本質、需求、性質與邏輯，而非假借教育之名，僅行運用赤裸權力優勢地位之實。如果說，連作為傳統最堅實、最難以撼動之特別權力關係的場域｜監獄，受刑人都能享有一定的權利保障，則更毋庸說時至二十一世紀的當代，標榜學生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、人格發展權的教育空間，種種的權力運用，都必須站在學生的權利角度上，教育之目的性主軸下，得到毫不含糊的合理化，不是侈言或空談「愛心」、「為學生好」、「升學考試最重要」，作為一切含糊的藉口。當代法治社會，人民權利保障，只有站在如此基點，才能穩定而正確的看待爭論問題，例如發生在校園內的這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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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角度觀察，學生同屬人民，自享有一定的權利，毫無疑問，除非來自於法律規定或契約明定，在一正當且合法的目的下，基於某種法律關係，不是不能有一定的限制，但重點是：必須符合這個領域與範疇的目的，而且目的本身必須合法且正當，當然也不能逾越比例原則，做過當或顯失比例的干預，同時，經常被誤解的是，在此情況之下，學生擁有某種權利是原則，基於正當教育或其他目的加以必要範圍內的限制，是不得不的例外，而非倒過來說，在學校空間領域內，限制學生權利是原則，除非校方特別容許學生做什麼，這個叫做例外，如此的理解將混淆校園內人權保障的基本出發點，也會導致在個案上法律適用的不穩定，徒生困擾，必須清楚加以辨明。

 

　　學校作為一教育場域，自然有其「規則與秩序」要求，沒有問題，但所有涉及到學生權利之限制，都必須通過正當且合法之教育規則與秩序內涵的檢驗，而且是毫不含糊的、不帶權力威嚇色彩的、立基於平等且富說理的運作方式，如此才能使學生理解、信服、進而內化地遵守或甚至捍衛，要知道，正當之教育規則與秩序的要求與履行，本身就是一教育與社會化學生的過程，對學生畢業後之社會行為影響深遠，這不啻為教育本身的宗旨。換言之，如果不求學生理解、不必任何信服，只要透過威嚇與制裁強制對方遵守，形塑的不會是獨立自主、勇敢真誠的人格，而是畏縮或人格分裂式的養成，不分青紅皂白的服從權威，甚至不敢說出內心的真話，蒼白而悲戚。個人當然不是教育學專業，但不禁要問：如此這般，是否也能叫教育？美國小學生，每個人朗朗上口的話：This is my right, ga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－這是我的憲法權利，憲法保障我的；我們的學校格言呢？我們的學生教條呢？難道希望叫做軍事紀律般的秩序與服從、不能思索與挑戰的遵守與禁言嗎？

 

　　如果能接受這樣的觀點，很多校園中的規矩與禁制，就比較容易理解其問題所在：如果要的是同學不在上課時講手機，擾亂上課秩序，何須一早到校時接近沒收式的保管？除了保管，別無他途可想，因為校方之「教育手段」已黔驢技窮？如何能預先禁止「情感作用」，例如不准談戀愛？更可笑的是聽聞以「避免懷孕或干擾課業」為正當事由之說法，前者規避性教育、後者根本牽拖誤導，如果「感情關係內的互動」也應是教育的一環，教育工作者的想像力只及於禁止有感情？同學上課趴在桌上睡覺，姑不論是否應該禁止，所以元凶是帽T？帽T入人或使人於睡、干擾破壞秩序？衣著的規範，裡裡外外，要的是權威，還是理應出自教育的關懷、慈愛與同理心？有些學校容許有體育課之同學，直接穿體育服到校，其他不准之學校所為何來？數大就是美、集合全員海天同色的「教育美學」？尺寸與距離的規範，是要訓練同學精準之計量、嚴格之規格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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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學校與教育，做為社會的次領域，當然無法逃避整個社會的進展與變遷。這是個需要正當化的社會，哲學家這樣告訴著我們：社會的規範，對於權利的對待與限制，權力的行使與選擇，都需要正當化，每個人都有一要求正當化或合理化的權利（Right for Justification），這些事物，不能單純訴諸權威、來自於施予制裁的威嚇，或是基於某種道德、倫理、崇高目的或甚至信仰，叫人臣服，說只能遵守，不能挑戰與質疑。如果堅持如此，至少，我們必須這麼說，它不能再稱之為教育，只能是某種形式的訓誡或管控，不必也不能再美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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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教育場域中的權利與權力，存在於台灣許多中學生的奇幻世界中。漢娜鄂蘭說：政治之目的，在於追求自由；容我剽竊說：教育之目的，在於培養追求自由之人。許多的學校規定與秩序要求，真的到了必須一一檢視，重新回到教育本旨的時候了，為時仍不晚。否則，如容認某些乖張措施繼續下去，吾人的教育，不是變質為反教育，就是淪為學生們人人訕笑、且只能個個遵從的人格分裂，不論它是什麼，都無所謂，只是不能再叫教育。